“这才是合理的根治边界。”

马丁教授站在一旁听了很久。

他原本担心中国团队会为了证明能力而强行追求完整切除。

但陆晨和程维远讨论的重点，始终是如何保留生机。

这让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。

下午，法国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。

肝胆外科、介入科、重症医学科、影像科和麻醉科全部到场。

陆晨先介绍患者当前情况。

“杜瓦尔先生存在复发性肝门部胆管癌，伴广泛门静脉海绵样变性。”

“肿瘤已沿神经鞘形成微浸润。”

“影像确认存在一条功能尚可的代偿性动脉弓。”

他没有使用奇迹或唯一希望这样的词。

“我们的方案不是直接切除肿瘤。”

“而是先保留主要门静脉侧支，再建立临时动脉旁路。”

“确认肝脏灌注和回流仍然稳定后，才处理肿瘤。”

“术中任何一步出现不可逆灌注下降，立即停止。”

法国介入科医生提出疑问。

“如果门静脉侧支无法完全保留怎么办？”

“调整切除范围。”

“如果神经鞘浸润比预期更深呢？”

“停止扩大切除，保留患者当前可逆状态。”

麻醉科医生问。

“患者年龄六十七岁，肝功能已经接近失代偿，能承受多长时间的低灌注？”

“我们会尽量把低灌注时间压缩到最低。”

陆晨说道。

“但没人能保证具体分钟数。”

“所以整个团队必须按照动态指标决策。”

马丁教授终于开口。

“如果术中发现动脉弓无法承担旁路，你会不会继续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即使肿瘤已经暴露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即使直播已经开始，外界都在等待结果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陆晨看着他。

“患者不是为了让外界看到成功才接受手术。”

会议室内一片安静。

马丁教授缓缓点头。

“我会参加手术团队。”
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
“不是因为我认为手术一定能成功。”

马丁说道。

“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停止标准值得被执行。”

程维远看了他一眼。

“欢迎加入。”

当晚，陆晨再次进入病房。

杜瓦尔已经知道最新方案。

他没有要求听完整的医学术语。

只问了三个问题。

“第一，做手术，我有多少机会？”

“目前估计六成。”

“第二，不做手术呢？”

“按照目前病情，生存时间无法准确判断，但肿瘤进展和肝功能恶化不可避免。”

“第三，你会不会在术中为了完成切除而冒险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杜瓦尔点头。

“那我签字。”

他的秘书将授权文件递过来。

杜瓦尔拿起笔，手指因为病弱而有些发抖。

陆晨没有催促。

患者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随后，他抬头看向陆晨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吗？”

“因为有六成机会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杜瓦尔笑了笑。

“因为你把失败说得和成功一样清楚。”

他将文件推到陆晨面前。

“如果我在手术台上死了，不要让任何人把责任推给我的家人。”

“按授权文件处理。”

“如果只能保住一部分肿瘤，也按照你们的停止标准执行。”

陆晨点头。

“我会遵守。”

杜瓦尔靠回枕头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如果我醒来，我想亲口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杜瓦尔闭上眼睛。

“等我醒来再说。”

走出病房后，沈知衡低声问。

“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醒不过来？”

“每个接受高风险手术的人都知道。”

陆晨看向走廊尽头。

“但知道风险，不等于放弃机会。”

此时，程维远正在会议室重新绘制手术路径。

马丁教授则亲自联系麻醉科和重症团队。

法国方面原本冷淡的准备工作，已经转为近乎严苛的全流程核验。

午夜前，所有术前文件完成签署。

而陆晨独自留在会议室，反复查看那条代偿性动脉弓。

他总觉得影像深处还藏着某种异常。

不是血流。

也不是肿瘤范围。

而是一种尚未被任何检查捕捉到的结构变化。